1979年8月，73岁的吴波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，一年后，吴波带头支持干部年轻化，主动辞职让贤，担任顾问，成为在职年龄大、任职时间短，却深受人们敬重的一任财政部长。

早在1948年起，吴波就先后担任了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、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，建国初期，任财政部党组副书记、办公厅主任，以后又长期担任财政部副部长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年逾古稀的吴波走上财政改革的风口浪尖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当时财政面临严重困境。经过调查研究，吴波建议中央实行“划分收支、分级包干”的财政体制，并分别对广东、福建两省及深圳、汕头、珠海、厦门四个特区实行特殊的财政政策。这一方案，既不影响中央宏观大局，又能发挥地方积极性，还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为了使受“文化大革命”严重破坏的税收工作恢复正常秩序，在吴波的具体指导下，财政部于1979年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税收三大建设(理论建设、制度建设、干部队伍建设)目标，并付诸实施；他还草拟了经国务院批转的《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》，明确了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、原则及内容。20世纪80年代初、中期的工商税制改革，就是按照这个《设想》的框架和路径进行的。

吴波担任财政部领导30多年，为财政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形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财观。

一是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相结合，一贯反对只重视财政收入而轻视经济发展的观点。建国后，财政部成立经济建设财务司，就是为了促进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和发展。在吴波的领导下，财政部在具体处理涉及财税问题时，宁可放弃眼前利益，也总是想方设法促进经济发展。可以说，从那时起，财政部就树立起了发展经济、壮大财政的理念。二是经济发展与国力相结合，坚持“收支平衡，略有结余”的思想。三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，始终坚持充分调动中央、地方的两个积极性。四是增加收入与勤俭节约相结合，并一以贯之地应用于财政工作的实践中。五是专业征税与群众协税相结合，抓税收与抓生产相结合，完成税收任务与严格贯彻财税政策相结合，税收理论与税收实践相结合。

吴波是一名有着64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他光明磊落，无私无畏；实事求是，坚持原则。不论何时何地，他都对党忠心耿耿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

1953年初，在修正税制中，由于财政部提出“公私一律平等纳税”的税制修正方案，事前没有报告中央，受到批评。吴波在一次大会上主动站出来做自我检查、承担责任。1955年8月，在全国税务会议上，吴波再次做了深刻检查，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。直至逝世前，吴波从未做过任何辩解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造反派受指使批斗吴波，还要求吴波揭发李先念，被吴波断然拒绝。

吴波从不看重地位和权力。他曾说职务和地位只不过是向人民承担责任的标志，职务越高，责任越大，肩上的担子越重。他从不利用手里的职权搞特殊化。在他任部长期间，财政部没有一辆好车，一遇到去机场接送外宾的任务，司机班的同志就心里犯难。在部长用车问题上，吴波坚持不给自己配专车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7点，他都要从西四出发，步行40分钟到三里河的办公室上班，不管严寒酷暑，风霜雨雪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他将补发的所有工资，一分没留全部交了党费。

身为财政部领导，吴波一生不知管过多少钱，但他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和集体，而将个人的需求压缩到最低。当时，财政部的办公条件很艰苦，夏天炎热，总务处要给他配电风扇，他坚持不要。他会客室的沙发又破又旧，还带着补丁，1980年部总务处多次提出更换，他都不同意，说补补还可以坐。他的会客室(实际就是外屋)十分简陋，只摆放着一些书和花草。他住的老式平房非常破旧，机关几次提出来要整修，他总是不答应。有一次，李先念去家里看望他，因胡同太窄，车都开不进去。在吴波看来，当领导的一“大方”，风气就会变坏；相反，节省下来的钱，却可以帮助群众或有困难的职工，一举两得。

吴波的严于律己，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建国初他住在财政部机关的平房里，后来搬到大酱房胡同，一住就是47年。财政部分他新房，他却坚持不住，最后搬到万寿路宿舍。他逝世后，按照他的遗嘱，儿女们将万寿路的房子交回财政部。吴波有四个儿子，除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外，其他三个孩子一直都在外地工作。

在吴波身上，人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。他的人品、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有目共睹，他也因此受到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高度评价。正是在他和财政部其他领导的努力下，财政部形成了勤奋、清廉、踏实、仔细的良好作风。